凡是全国性的大系统都必须有统一的标准，从2千多年前秦朝统一度量衡与货币，“书同文、车同轨”到近代统一铁轨、固话、彩电，以至当代统一移动电话等等无不说明作为一个完整的独立国家涉及全国性的大系统必须有统一的标准才利国利民。不幸的是我国近十年来在移动通信领域由于国际利益集团的干预，以及决策人的拍板不当，2G与3G都陷于多种技术标准各行其是，从而出现了不统一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其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1．2G标准多样阶段（2001-2009）
1994-2000年我国成立联通迈入2G年代，统一了标准，开展了竞争，促进了发展。遗憾的是2001年受美国压力作出错误决策，让中国联通除己运营的GSM网之外，还另建一张CDMA网，要同时经营两张不同的2G网络。这时，从中国电信分出中国移动专营GSM网之后，主管部门却违背信息通信领域“移动必然超过固定”的发展规律，只准其专营日薄西山的固网电话。当时，我曾书面建议主管部门应允许中国电信经营GSM1800网络，可惜未被采纳。这样便迫使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打擦边球运营所谓无线接入系统，造成了PHS这第三种2G全国网的出现，形成了GSM/CDMA/PHS三种标准并存的格局。随后南北分家为新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它们都在对方主导区域内已有PHS小灵通网的情况下，又投资新建本企业SCDMA大灵通网，形成了GSM/CDMA/PHS/SCDMA四种标准纷争的格局，从而造成了下列诸多问题。
(1) 互连互通困难：由于不同2G标准的网络，其频率范围、信道间隔、多址方式、信令格式、纠错编码等等都不同，不能直接互连互通；导致诸多业务与不同类型手机互不支持的问题。起初造成了GSM网与CDMA网互连互通的困难，随后形成了GSM/CDMA/PHS三种标准的网，最后，竟出现GSM/CDMA/PHS/SCDMA四种标准的网，这就使得它们之间互连互通与漫游更加复杂化。网络标准的不同，必然造成很多业务不容易在全国互通，小灵通手机短信与GSM手机、CDMA手机的互通就因各种障碍而拖延两年才得以实现。甚至有些地区的运营商为了阻碍当地竞争对手正常业务，竟利用这种网络标准的不同，人为设置障碍，大肆进行不正当竞争。
(2) 用户通信麻烦： GSM手机不能直接进入C网，CDMA手机也不能直接进入G网，既造成了跨网漫游的困难，又造成了老百姓买一部CDMA手机，就不可以从联通跳槽到移动而被捆绑的问题。为了方便联通的高端用户，只能依靠价格高昂的世界风GSM/CDMA双模手机才能进入G网和C网；但是复杂的多模终端比简单的单模终端多出的费用，就不得不由用户来埋单。不少人为了方便不得不同时携带GSM与CDMA二部手机，又因小灵通在市区单向收费，为了省钱，再添一部PHS手机成了名副其实的三枪将。
(3) 建设重复浪费：2008年审计署的审计工作报告，对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和中国铁通等5大运营商的审计调查显示：2002年至2006年，5家企业累计投入11235亿元，用于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缺乏统筹规划，重复投资问题突出，网络资源利用率普遍偏低，通信光缆利用率仅为1/3左右，且增加了企业的折旧和运行维护费用。
中国重复投资建设了3种2G标准的4张全国网。4张网络的建设投资显然比一张多得多。随后南北分家为新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它们都在对方主导区域内又投资508亿元新建本企业本地电话网和SCDMA大灵通网。更加剧了重复投资，从而导致严重资源闲置浪费。
2008年电信重组时，中国移动有30.7万个G网基站，中国联通G网基站已超过15万个，新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网后，有10万个C网基站，新中国联通与新中国电信二家合计还有PHS小灵通基站和SCDMA大灵通基站共100多万个。中国电信运营商一向是各建各的。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两公司的铁塔常常都是并肩而立，本可合用的铁塔和机房却只承载本企业的基站天线和设备，浪费了大量钢材和土地。一座铁塔(或机房)需投资约30万元，在现有基站中，如果1/2共建共用，便可以节省资金800多亿元。
按照一个基站占用100平方米计算，这些基站共占用了约5500万平方米的土地资源，折合耕地面积84000市亩，折合国土面积55平方公里，已超过两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总面积(23.6平方公里)。
电信重组后，主管部门已明确小灵通网和大灵通网都要于2011年退市，那么这100多万个基站等网络基础设施，以及近1亿用户的小灵通手机全部化为乌有，这笔巨大的损失就完全由全国老百姓负担了。总起来看，5家企业累计投入11235亿元，粗略估计起码重复投资50%以上，那就浪费了6000亿元，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必然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而且巨额投资主要采购国外设备，以80%估计，约9000亿元流进了洋人的口袋。
(4) 通信安全失控
我国海军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尹卓少将2010年在中央电视台7频道《军情节目连连看》中谈《国防实力》时指出：美国政府以法律形式明确要求美国的电子公司生产的信息产品必须留“后门”，以便收集情报。据此，其公司生产的网络基础设施、基站和手机芯片肯定会植入“后门”， 有特殊功能——间谍软件或病毒。现代战争已经告别了传统的枪炮式机械化作战，而转向于目前的高科技信息化作战。海湾战争中美军就是依靠信息战上的优势，首先启动早已潜藏在伊拉克网络基础设施中的“后门”，破坏其全国通信网络，使其三道防线陷于混乱，得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伊拉克的军队。现代通信的安全威胁日趋严峻，过去我们的1G、2G移动通信系统，今天3G中的2种系统其核心技术和芯片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其安全性也就捏在人家的手心里。
手机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国家的安全带来隐患，手机在通话状态、待机状态都会泄密，即使关闭手机，利用现代高科技，仍可遥控打开手机，继续窃听。手机在待机状态下，要与通信网络保持不间断的信号交接，产生电磁频谱，所以很容易被识别、监视、跟踪和窃听。有些国外手机早在制造过程中就在芯片中植入特殊功能，只要有电池，手机就会悄悄地把我们的通话发送给敌特 。我国研究安全通信的机构曾经对国内大量使用的GSM名牌手机作过泄密检测，持有特殊仪器的人员，可在隔壁房间遥控打开手机，在不响铃，也没有任何显示的情况下由关机状态转变为通话状态，泄露谈话内容。只要将这种手机放在身边，我们就毫无秘密可言。
基站是通信网络中信息传递的中转站，只要植入“后门”的基站工作，就会悄悄地把我们说的话接收下来，自动通过卫星发送给敌特；或者任由间谍在基站附近，用一种微型仪器，启动早已植入芯片的特殊功能，轻松地窃取个人、公司或国家的重要信息；或者境外敌对势力通过卫星遥控基站芯片中的计算机病毒，造成通信中断。这种基站建在哪，泄密点就设在哪, 就好象一名特工“潜伏”在哪；国家无线通信网建成之日，就是国家无线泄密网潜伏之时。基站泄密，将国门大开，国家有密难保，将对我国无线通信网上的信息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
2．3G标准多样阶段（2009-）
全球3G有TD/WCDMA/cdma2000/WiMAX四种技术体制标准，我国3G网络本应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必须有统一的标准。遗憾的是在“技术中立论”和“市场决定论”的强大影响下，2009年1月7日，国家最终决定同时发放三张3G牌照，涵盖了国际电联2000年推荐的三种技术体系，这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通过两年的建设，中国3G有很大进展，中国联通后来居上，中国电信也发展迅速；但中国移动相对落后，逐渐显露与2G标准多样阶段类似的互连互通困难、用户通信麻烦、建设重复浪费、通信安全失控等等问题，虽然国家强调基站站址、机房、铁塔、天面要共建共用，实际三张全国网多属各家独建专用，3G建设重复浪费仍然严重，有人估计重复浪费将高达3000亿元。除此之外，还暴露TD市场被分流挤占、3G业务推广不利等等弊端。
(1) TD市场被分流挤占，当前全国3G网络基础设施中的基站约70万个，TD约22万个，仅占1/3；用户4千万，TD终端也不过1/3强。众所周知，市场需要有多家供应商，才能防止独家垄断，避免奇货可居；但同时也需要有多家运营商，也才能防止独家垄断，开展正当竞争；只有供需双方都是多家，市场才能健康发展，较快形成一个完整的强健的产业链。国际上WCDMA网大大小小有346个，cdma2000网有300个，而TD网仅中国与非洲加纳2个，仅占全球3G网络的0.3%，显然TD处于弱势。由于TD运营只有中国移动一家，可左右招标，TD基站从第一期的5.3万元/载扇，迅速下降到第四期1.06万元/载扇，导致低于成本。再看国际上终端与用户：WCDMA有2500款，5.59亿户；cdma2000有802款，1.45亿户；手机琳琅满目，一种款式销售上百万级的比比皆是；TD款式仅378，销售上百万级的寥寥无几；用户不过1千多万户，仅占全球3G的2%。同时由于中国移动对终端采取以集中采购为主的方式，仅有7个厂家12款产品中标；那么通过国家检测的378款TD终端就难以进入市场，抑制了广大终端厂商与渠道商的积极性。运营商独家垄断的这些做法使得产业链不少企业难以为继，日益萎缩，也就不能投资去改进3G发展4G，而不得不转搞其他标准的网络设备和终端。等到TD-LTE-A作为4G建设之日，中国产业链却没有壮大，那么4G的市场还得拱手让人。
(2) 3G业务推广不利，三张不同3G网络，既造成了重复浪费，又增加了互连互通障碍；可视电话、手机电视等3G业务只限特定网内，使用TD手机的用户想与购置WCDMA手机的久别亲友利用可视电话一见是不行的，使分属不同运营商的用户难以获得完美的3G用户感知。三种制式的3G手机之间不能兼容；特别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2G网络同为GSM，但是3G网络却选择了不能兼容的TD-S和WCDMA，这让消费者购买3G手机时最易混淆，因为两者的3G手机都能在对方网络上使用2G的语音、短信、手机上网业务，但偏偏使用不了3G的可视电话等特色业务。制式繁多所造成的这种似是而非，似通却堵的尴尬，实在是让用户的感知坏透，因而不敢问津，阻滞了3G用户的快速增长。
我们不防设想，2001年如果能够顶住美国压力，中国联通不另建一张CDMA全国网，就不会被CDMA拖累；如果当年允许中国电信运营GSM1800，中国电信也不会去搞一个日本都在走下坡路的PHS；那么，中国2G时代，5大运营商都是统一的GSM标准，在统一标准下开展竞争，中国的5家移动运营商都会更加快速更加健康地蓬勃发展，也就不会出现中国移动一家独大的奇特局面。
我们不防再设想，2009年如果能拼弃“技术中立论”和“市场决定论”的强大影响，三个运营商都发TD-SCDMA一种牌照，都在统一标准下开展竞争两年，那么，TD网络可能早日连续覆盖全国，提供优质服务，确保国家信息安全；TD用户可能早日使用可视电话等特色业务，获得完整的3G应用体验，从而高速发展；TD各种终端也可能琳琅满目，价格低廉；TD产业链决不会处在今天这种死不了活不好的困境，而是欣欣向荣成长为一条完整的强健的产业链。
今天在4G标准即将最终公布的关键时刻，我国的决策者、运营商都应从标准统一与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冷静思考，怎样决策对国家对人民对企业最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