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互联网+医疗发展的政策藩篱，需要各级卫生健康、卫生监督、医疗保障等行政部门加强上下级联动、跨部门协商，务实贯彻各部委的顶层设计和指导意见。

孙静的母亲得了肠癌。主治大夫说，孙静特别孝顺，只要条件允许，无论检查、输液还是住院，她一直陪在母亲身边。

但因为工作原因，孙静每年有一半时间在中国互联网医院系统，一半时间在美国。在美国时没法陪母亲，孙静就求助于互联网医院。她下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以下简称北大肿瘤医院)的互联网医院App，帮母亲挂号、问诊，虽远在万里之外，却把母亲的就诊安排得井然有序。

半年内，孙静母亲在线顺利复诊十几次，住院6次。“如果没有互联网医院，不可能完成这件事。”孙静母亲的主治大夫、北大肿瘤医院介入科主任医师王晓东说。

近年来，互联网医院被寄予厚望，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和孙静母亲一样受益于互联网医院的患者还有很多。不过，就整体而言，互联网医院的潜力没有充分被挖掘。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超过1.3万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中，建成互联网医院的仅约为1700家。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健康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1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显示，超9成互联网医院处于建而不用或浅尝辄止的“僵尸状态”。

更好地服务既有患者，同时促进分级诊疗

互联网医院萌芽时，曹磊刚刚入行。

2015年7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发布，鼓励探索互联网+医疗。正是这一年，现任圆心科技集团旗下圆心医疗首席战略官的曹磊进入了互联网+医疗行业。

当时流行做掌上医院，就是把挂号、缴费、查报告等线下流程搬到移动端。很多公司追着医院承诺免费建掌上医院，一些医院可能每天要来好几拨互联网医疗企业的代表。

少有人知，凛冬将至。由于整个行业缺乏明确的规范，打擦边球的行为显然成为了摸索盈利模式的常态。各平台利用在线医生、医疗咨询、医疗客服等手段来当网络医托的现象层出不穷，而竞价排名、假医生假药的问题也不断被曝出。这些行业乱象使得互联网医疗对患者用户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几乎到了谈“互联网医疗”色变的程度，这也使得市场在2016年迅速步入寒冬。相关企业要么裁员转型，要么宣布“死掉”。一些医院蓦然发现，掌上医院工程“烂尾”了。

寒冬笼罩整个行业一年有余。

直到2018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发布，明确允许依托医疗机构发展互联网医院。该意见旨在推进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升医疗卫生现代化管理水平，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

随后，国家卫健委陆续发布互联网医院相关管理办法。2019年8月，国家医保局发文指出，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可纳入医保。2020年11月，国家医保局发文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政策。至此，政策闭环初步形成。

“第一块冰开始松动的时候，其实意味着春天已经来了。政策为互联网诊疗打开了一个合理、合法的小口子。各大医院尤其是公立医院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尝试。”曹磊说。

尝试是多样的。“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等，都能作为互联网医院的入口。”曹磊介绍。

圆心科技长期跟医院合作，为互联网医院提供技术支撑。截至2021年8月31日，圆心科技已与340多家医院(其中三甲医院130多家)合作开发在线医疗服务平台，其负责建设运营的天津市肿瘤医院互联网医院也于去年年底正式启用。

在互联网医院耕耘多年后，曹磊总结，互联网医院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是更好服务于医院既有患者，提供在线复诊、电子处方、在线支付、药物配送等服务；二是更好服务于基层医疗机构，使大医院优质资源下沉，促进分级诊疗。

“增强各级医院临床服务能力、方便群众看病就医，是互联网医院的核心价值所在。”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办公室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发展办主任卢清君表示。

自从北大肿瘤医院上线互联网医院后，介入科主任医师陈辉每周二上午不再接诊线下患者，而是坐在电脑前与患者视频。患者就坐在家中，通过手机镜头与陈辉聊病情。

“以前，有外地患者来北京看病，回家后用药出现副作用，想问大夫都问不着。挂号再从外地赶来，花钱又花时间。有了互联网医院，能在线复诊，药品直接寄到家。”陈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