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办公火了。

由于众所众知的公共卫生事件，叠加居家隔离的客观需要与返工开学日期的一再延后，全国大多数人都宅在家中，闭门不出。而为了在隔离期也能维系经济的正常运转，很多企业都支持员工在家里进行在线办公，以期缓解因外部冲击造成的损失。

在此背景下，“云开工”一跃成为当下主流，而国人对于“在线办公”的关注与需求都呈井喷态势，这从百度指数搜索曲线走势中即可反映出来（见下图）。

而借此机会，阿里钉钉、腾讯企业微信、苏宁豆芽、华为、字节跳动飞书等在线办公平台均开放部分商用服务，旨在加速用户习惯的培养。

再加上办公时间地点灵活自由、节省员工通勤时间与公司运营成本、有助于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等独有的优势，以及即将全面商用的5G在技术上的保障，市场分析人士纷纷将在线办公视为下一个风口与未来的大势所趋。

可是，在线办公的前景真的有那么美好吗？恐怕，这还要打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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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追溯历史，在线办公并不是近期形势变化倒逼出来的新生事物，早在许多年前就已有之，而它曾经的名字叫做“远程办公”。

一般认为，远程办公是指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新型的弹性用工和管理方式，那些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可以自由选择除公司以外的其他办公场所，如家中、咖啡厅等等，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远程操控来完成相应的工作任务。

最早提出“远程办公”概念的是IBM公司。据公开资料显示，早在1979年，为了缓解总部主机的拥堵问题，IBM将终端机安装到了五位员工家里，这五位员工也得以在家办公，这便是现代企业远程办公的雏形。

此后，这种新颖的工作方式越来越受到IBM员工欢迎，公司高层也意识到了远程办公在节省成本方面的优势，并有意鼓励，由此，远程办公大军的规模也愈发庞大。

2009年，IBM发布的一份报告声称，IBM在全球173个国家共计38.6万名员工当中，约有40%的员工没有任何实体办公场所，这为IBM节省了58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和将近20亿美元的成本。而那些被IBM收购的小公司员工，同样完全无需迁往IBM的中心办公地点上班。

值得一提的是，继IBM之后，雅虎、百思买等知名巨头也都纷纷推行远程办公模式，在很多员工眼里，远程办公都是他们“最珍视的特权之一”。

然而就在2013年，雅虎和百思买先后宣布放弃远程办公，恢复传统的每周40小时、朝九晚五的工作机制，引得舆论哗然；四年后的2017年，一向被外界视为远程办公鼻祖的IBM公司也废除了远程办公，“要么到现场办公，要么走人（Move on site, or move out）”，再度令世人大跌眼镜。

好端端的远程办公，怎么就突然执行不下去了呢？如果从企业战略层面看，答案就显而易见了。

相比于每一个员工的个人舒适度与工作产出，企业往往更为关注“协同效率”，即团队有效协作、成功解决问题的速率，唯有如此才能让公司变得“更为敏捷”（IBM首席信息官Jeff Smith语）。既然是协作，那么同事之间的彼此沟通、互动与反馈就不可或缺，而能够带来最高效率、最低成本的场所，依然是实体办公室。反观远程办公，各个成员之间所存在的距离似乎极可能会拖累整个团队的协作效率。

针对这一问题，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托马斯·艾伦曾于1977年做过一个研究：他在观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交流模式时发现，两张办公桌距离越远，他们就越没可能交流；若两张办公桌距离超过30米，他们定期交流的可能性接近于零——该现象又被称为“艾伦曲线”（Allen Curve）。

至此可能有人会问：难道互联网技术的大发展，不能改变“艾伦曲线”的走向吗？

诚然，各种即时通讯软件与云视频的成熟，的确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空间上的障碍，但事实上，新技术的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另一位麻省理工的访问学者本·瓦贝尔曾与IBM一同做过一项调查，他们发现同一办公室里的员工对于一个潜在问题平均要交流38次，而不同工作场地的员工遇到问题时交流仅有8次，且越是相熟的人交流越密切。也就是说，虽然新技术提高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效率，但却在不经意间降低了人们的沟通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