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国家卫健委印发三份互联网医疗文件：《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下称“新规”）

《新规》对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医院和远程医疗都做了明确的规范和指引。这一政策的出发点一方面是为了对之前较为模糊的市场给出明确的界限，从而规范市场运行，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推动分级诊疗和强基层的措施，更多的是加强公立医疗服务体系在基层的力量，并不是为体制外的第三方机构创造商业机会。

市场有观点认为《新规》迫使平台公司降级为技术服务公司，未来更有价值的是原先的医疗IT公司，而非新兴的互联网医疗公司。但从本质上来说，互联网医疗在经历了数年的发展，至今没有成熟的可规模化的商业模式，其核心原因并不在政策是否开放，政策给予多少利好或利空，而是中国医疗体系自身面临的核心困境。此次《新规》的推出只是明确了其市场发展的局限性。

囿于中国的医疗体制，建构于其上的互联网医疗有着较强的路径依赖。这一路径依赖使得互联网医疗日益自我强化原有的发展逻辑，最终积重难返。

要理解互联网医疗的路径依赖，首先必须理解中国医疗服务体系自身的路径依赖。长期以来互联网医院，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的支付方主要是政府医保和个人自费，对医疗机构没有控费能力。同时，政府长期压制医疗服务价格，使得医生的收入结构主要依靠药品回扣，形成了以药养医的局面。以药养医导致药价虚高，因此政府的控费环节主要集中在药价上。同样由于缺乏制约，大医院利用自身优势，聚集了最优势的医疗资源，从而引发虹吸病人的怪象。最终导致了看病难和看病贵的局面。

从上述的简单分析来看，中国的医疗服务是在失衡的结构下发展的。在整个体系中，服务方最为强势，支付方无能为力，产品方借助服务方也能分一杯羹。服务方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正在不断强化自身的优势以获取与支付方和产品方谈判的筹码。在这样强烈的路径依赖下，政府要想改变失衡的结构就必须扶植支付方以制衡服务方，进而规制产品方。

在服务方没有约束的线下医疗体系的背景下构建互联网医疗体系，只可能去强化原有的发展逻辑。如果没有支付方的进场和支持，想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制约服务方无疑是螳臂挡车。因此，互联网医疗在当前的发展模式更多的是只能满足服务方的扩张。但要满足服务方的扩张并不容易，这源于市场的供需不匹配。由于大医院聚集了优质的医疗资源并虹吸病人，病人获取非大医院的医疗服务较为容易，并不存在线上的迫切需求。但病人所需的优质医生光满足线下就已经顾不过来，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满足线上的需求。

不过，随着政策对大医院的打压和对基层的扶植日益加强，拥有优质医疗资源的大医院的虹吸能力受限，但基层医疗机构对病人的吸引力并不强，大医院和基层都面临扩张的共同问题。医联体的出现既体现了政策对双方的要求，又满足了自身发展的需求。因此，医联体不仅受到政府的青睐，也成为大医院扩张的新模式和基层发展的新方向。但是，医联体在本质上并不能真正成为强基层的手段，大医院更多的是将基层作为吸收病人的手段，而非系统性的帮扶基层发展。虽然大医院托管了大量基层医疗机构，但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并推动基层医生能力的提升仍然没有成熟的模式出现。随着这些大型医联体的布局完成，中国大医院的跑马圈地运动将逐渐终结，未来谁拥有大体量的医联体，谁就能真正将自身发展壮大。

此次《新规》的出台主要是政府看到了医联体对基层的价值并没有显现，希望通过发展互联网的手段让大医院的资源能落到基层。虽然这么做事实上已经是政府默许了大医院的新型扩张模式，但只要能真正做强基层，政府仍认为是有价值的，能够推动病人回流基层并缓解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