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互联网医院发展迅速，总共有1600多家，仅2021年上半年新增的互联网医院就有500家，远程会诊平台更是遍布大大小小的医院。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大部分互联网医院出现了“建而不用”的情况。为什么“互联网+”叫好不叫座？

远程医疗的难言之隐

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联合健康界发布的《2021中国互联网医院发展报告》显示，互联网医院真正能实现有效持续运营的屈指可数。

以海南省卫健委公布的互联网医院运营数据为例，海南省58家公立医院建设的互联网医院，真正开展互联网诊疗业务的仅有11家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其中还有3家诊疗人次不超过20人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几乎超过90%互联网医院处于建而不用的状态。

患者对互联网医院在线复诊的服务不太买账，那么知名大医院和基层医院之间架设的远程会诊平台情况如何呢？

拒了解，目前国家对远程医疗服务没有明确的定价制度，远程医疗服务的费用由谁来付、付给谁、付多少，都不明确，所以只能一直免费。但随着加入远程医疗平台的基层医疗机构数量不断增加，需要会诊的病例越来越多，专家们也越来越吃力。

面临远程医疗费用困境的不仅是会诊的专家们，基层医院也有着自己的苦衷。天津蓟州区人民医院早在2016年就跟中日友好医院连接了远程会诊平台，五年时间过去了，会诊的病例却寥寥无几。目前的远程会诊都是各家医院自主定价。天津蓟州区人民医院跟中日友好医院签订的远程会诊协议显示，不同职称的医生、不同病症和不同时间的会诊价格，分别在几百到两千元之间不等。

相比于患者到北京看专家号的费用来说，这些会诊费用并不高，但是很多患者宁愿自己跑到北京舟车劳顿，也不愿意为远程会诊买单。

互联网医院期盼打破政策瓶颈

远程医疗，看起来很美，现实却很骨感。医保问题、资源共享、费用支付，一道道难题摆在面前，但基层患者的病却不能等。为此，一些医院也在做新的尝试。

目前，神木市基层医疗机构的患者如果想找陕西省内大医院医生进行远程会诊，已经可以报销部分费用。而向北京大医院申请远程会诊的费用，超出陕西省内定价部分则由神木市的政府财政专项支持。

为了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规定，不得对首诊患者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而互联网医院的功能本来就是要减少患者跑腿，不能开放互联网首诊成为限制互联网医院发展的一个难题。医生们也正在尝试新的解决办法。

刘国梁，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正在视频会诊的是北京双井第二社区医院的一位患者。这位患者在社区医院做的检查可以通过系统上传给刘国梁，社区医院还可以利用数字听诊设备，实时将患者的呼吸声音传给刘国梁听。

这样刘国梁就可以了解到患者的真实情况，跟去门诊面诊效果几乎是一样的。患者有了这次联合门诊记录以后，就可以在线上复诊，挂刘国梁的号。

不单单是社区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的联合门诊也开设到了医养结合机构。数字听诊器和皮肤镜这样小巧轻便的神器，解决了不少前端检查的难题。

北京的一家医养结合机构里的医生只需要把患者检查的信息上传给中日友好医院，医生就能判断出老人需不需要进一步检查，省去了老人来回折腾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