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赴一地调研，对其“互联网+医疗健康”模式给予肯定。同年6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对其考察，并倡议将“互联网+医疗健康”做成试点、推向全国……国家卫生健康委领导多次前往调研、全国各地医院管理者纷纷前来学习，他们都有同一目的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银川虽位于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却是一片“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沃土。2016年12月，国务院通过《“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其中明确将“互联网+”作为实现分级诊疗的手段之一。

为何银川能在“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医改浪潮中脱颖而出？日前，健康界对话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飞。循着他的讲述，诸多答案浮出水面。

绝地逢生

一位患者就诊方式的改变，见证了银川探索“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初步成效。

20多年病毒性脑炎病史伴有每月1-2次癫痫发作，让家住银川的王萍（化名）痛苦不已。尤其在每年换季时，她的病情比平日更加严重。这年开春，她本想去1110公里远的北京进行治疗。没想到，出发前在当地就诊时的一次耳闻，改变了她的打算。

王萍听说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开通了远程专家门诊，患者只需坐在电脑前通过视频就能与北京大医生进行对话。顺利的是，在本地医生帮助下，她很快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专家建立了联系。

王萍算了一笔账。如果她直接跑去北京，要面对挂号难易、耗时长短、开销大小等诸多问题，时间至少四五天，衣食住行花费也要六七千，且就诊费用不能医保报销。而她通过远程专家门诊，不仅能缩短就诊天数，还避免了舟车劳顿。

故事发生在2017年， 距离银川探索“互联网+医疗健康”仅过去1年左右。 那么，2016年前的银川医疗是怎样的情况？

“一位肿瘤病人，银川医生说能活三年，他不信；北京医生说能活三年，他就信。”马晓飞并未夸大现实，“这在当时的银川，是普遍现象。”医疗条件得不到患者信任是表象，背后反映了银川医疗资源与北上广的巨大差距。“别看当时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三甲，但对标全国水平……”马晓飞摇摇头，“但凡有条件的家庭，家人得了大病，在当地就诊后，也会再到北京或上海去。”

除了借助互联网，那时的银川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不是没试过。”马晓飞回答。

2016年，银川也在大力发展医联体。但他坦言，成员医院发展到30家时反响很好，可到80家时就不如预期。什么原因？

首先，“通用医联体模式是派专家去基层查房坐诊，可我们哪有那么多专家资源？”事实证明，以贺兰县为例，全县26万人中仅1100多名为医务人员，其中副主任医师级别以上的不足30人。其次，专家资源的浪费问题也很严重。他举例，一位骨关节置换专家坐诊乡镇医院，看的都是头疼脑热的病人。“符合医生专业的病人太少，基层更需要的是全科医生。”

“银川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于是，银川选择触底反击，用“互联网+医疗健康”模式，来解决基层诊断能力不足、优质医疗资源难下沉的问题。

落地有声

5年时间，互联网医疗的发展逐渐从冲动走向理性。大浪淘沙后，为什么银川能将其发展得生机勃勃？背后依靠的是一套自上而下的缜密规划。

谈及最初的发展思路，马晓飞缓缓说道。“银川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首先以问题为导向。谁会有问题？”马晓飞解答，“是患者。”一是“看病烦（繁）”，就医流程不够优化；二是“看病难”，银川医疗能力是短板；三是“看病贵”，小病大看的现象严重。

基于此，银川以政府为主导，将全市“三区两县一市”作为横向，将上至三甲医院、下至村卫生室作为纵向，开始整体推动。

“分布实施、先易后难”是“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推动方式，把一些迫切需要的、较容易达成的项目先推进，再将有难度的项目陆续跟进。据马晓飞介绍，银川到2018年已将项目完成50%~60%，预计到2020年打造成全国样板。

将银川经验传播到其他地方，离不开“低成本、可复制”的原则。“低成本是指以往需要政府投入的事，现在交给市场，让企业受益。对于‘可复制’，我们希望这套模式容易推开、且适用于其他城乡差距较大的地方。”马晓飞说。

因此，“实现多方共赢”是核心目标。银川坚持将上级医疗机构、下级医疗机构、第三方公司共同合作，从而建立一套较为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

有了顶层设计，接下来该如何将其落地？银川推出“五个应用体系”。

马晓飞主任视频1(标清)

步步为营

关于探索“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银川的一些做法超前于国家的其他地区。

为保障“五个应用体系”顺利实施，“五个保障措施”应运而生，其中包括“三个高地”的概念。